胡桂英老人生前照片，在臺上講述歷史
胡桂英老人，在2004年被認定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今年3月底，老人突然癱瘓了、起不了床。“雖然打小媽媽就老會和我們講她在1937年冬天的遭遇，但是這一回臥病在床，她放佛又回到了那個冬天……”老人的兒子聶岫春對記者說，母親生前反復地向兒女們講述了自己在1937年的那段經歷，并告訴他們“要珍惜現在的好日子”。幾天前，老人不知怎么，開始不愿意開口說話了。昨天凌晨5點半左右，老人在家去世，享年92歲。至此，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又少了一位。
挨了鬼子兩槍，躲在床下20多天
對于胡桂英的幾個子女而言，母親在1937年的那段痛苦的過去，也是一大家人心底的痛。 “我們的老家在徐州邳縣。”胡桂英的大兒子聶崗春告訴記者，母親和父親都是徐州邳縣人。母親出生于1924年1月，10歲時跟著奶奶從老家逃荒到南京。“1937年，母親才14歲，她和爺爺奶奶及一個弟弟住在后宰門附近。”
“母親常說，鬼子進來時她還來不及找地方躲，看到身邊的人一個一個倒下去，都嚇傻了。”聶崗春說，母親被鬼子打中了兩槍，一顆子彈打穿了她下意識伸出來擋子彈的左手，另一顆子彈則穿過她的右肩頭……
“因為知道鬼子沒有走遠，母親就在床底下躲了20多天，才敢出來……”聶崗春說，為了保護母親，奶奶給母親臉上抹了炭灰，逃出來后也不敢擦掉，直到日本人最后離開了，才敢擦干凈。
臨走時一句話也沒留下
昨天上午9點，在南京市玄武區梅園新村街道富貴山社區，很多人聚集在胡桂英老人家里，悼念老人，寄托哀思。胡桂英的小女兒聶萬春告訴記者，母親16歲那年，和父親結了婚，之后陸續生下了8個子女。“有一個哥哥剛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大姐幾年前去世了，目前在世的兄弟姐妹共有6人。”
去年上半年，老人不小心摔了一個跟頭，胯骨出現骨裂，之后就不能自己行走，而需要借助輪椅了。于是，兒女們就輪流推著她去中山門、玄武湖等地轉一轉。然而，今年3月底，老人突然癱瘓了、不能動了。
幾天前，胡桂英突然不怎么愿意開口說話了。7月13日凌晨5點左右，二孫子還問奶奶“要不要喝水”，老人只哼了兩聲，搖了搖頭。
凌晨5點半左右，小女兒聶萬春來看望母親時，發現老人已經沒有了呼吸。
“臨走時，她一句話也沒有留下。”聶萬春說，雖然母親臨走時一句話都沒留下，但子女們都記住了老人曾經的叮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好日子。”
大屠殺幸存者只剩一百多人
據了解，1987年，南京初次統計大屠殺幸存者數量時，認定的大屠殺幸存者有1756人。此后的幾十年里，陸續又認定了一批大屠殺幸存者。不過，相比新發現的大屠殺幸存者數量，每年過世的幸存者數量更多。
現代快報記者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了解到，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已減至100多人，而且大多年事已高，“平均年齡超過80歲”。胡桂英的離世，使得這個數字又減少了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活化石”老人消逝得會更快。“每一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證言證詞的史料記錄，也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胡桂英的證言
我叫胡桂英，1924年出生，1937年，我家住在后宰門。日軍進城時，有錢的人都跑了，我家里窮，跑不掉，也沒法跑。我家鄰居40多歲的賈大娘說，她家房子大，日本兵不會去，就算真的來了，她家門前有個大草堆，也可以躲在里面。于是家里人就把我和弟弟送到她家。
日軍進城的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左右，闖進來七個日本兵，碰到人就打，就要東西。我那時十四歲，個子已經很高了，日本兵叫我到里邊屋里去，我不去。我對弟弟說：“你走吧，你回家吧，回家喊娘去吧！”
弟弟被我攆走了。日本兵見我不進去，便用帶刺刀的槍指向我，恐嚇我，讓我進去，我還是沒進去。同屋里還有好些人，我心里想，死就死了，免得被日本鬼子糟蹋。
這時賈大娘對我說：叫你去，你不去，要死你自己死，她的意思是讓我到里屋去。她說完抱起孩子就走，日本兵在門口舉槍就打，一槍打死了她，后面的一個日本兵又把她年僅五歲的孩子賈小蘭打死了。日本兵又從我的背后向我的肩上打了一槍，我剛轉身，一抬手，手上也挨了一槍，我當時就倒下了。我身上、手上全是血，屋里的人跑的跑、死的死，我記得有姓陳、姓鄭、姓賈的三個鄰居就是當時被打死的。之后，幾個日本兵哈哈大笑地走了。
我弟弟回家叫來我娘，我娘用她身上的大棉襖裹住我，把我帶回家。在路上，我們又看見一個日本兵用槍打死了好幾個人。我奶奶生病躺在床上，日本兵又來了，我便躲在她床底下，以免被發現后再給我補一槍。我當時感覺身上全是水，而那時還是冬天，天氣不熱。等晚上日軍走后，家里人才敢把我抬出來，把我衣服換了，才發現子彈已經穿透我的肩膀和手掌，那些水都是從傷口流出的血。娘把我那沾滿血的衣服扔進河里，幫我在手上抹了一把灰，用布包起來。我受傷后沒有錢去醫院治，便用手把受傷處的死肉拽出來。這兩處傷口隔了好幾個月才好。現在我肩上、手上仍有那天留下的兩處傷疤，又痛又癢。一碰就麻，一下雨就疼，還特別怕冷。
我受傷后沒多久便被送到難民區了。鄰居家的李大姐、郭小妹、我和母親都穿著老頭子的衣服，臉上涂黑，在鄰居家老頭、老太的護送下，趁晚上天黑逃到了干河沿難民區。
日軍也曾到難民區去找中國婦女，有一個人姓蔡，他的未婚妻三十多歲，住一樓(我住三樓)，兩個日本兵把她拖到水龍頭底下強奸了；還有個姓丁的出了難民區就被打死了；我還聽說鄰居有個十三歲的小女孩也被日本兵糟蹋了。
我父親名叫胡繼友，當時四十多歲，被日軍追殺，他沉到水里，日軍用刀在他腰上戳了一刀，戳到肉里，他的肉被戳爛了，幸好未傷及骨頭，等日軍走后，他才浮出水面逃回家。
有個拉黃包車的老陳，日軍碰到他，揭開他帽子一看，說他是“中國兵”，便用槍打死了他。
還有一個國軍參謀長的侄子，日軍讓他從屋里出去，他想到如果他出去了，日軍可能會對他嬸嬸不利，便不出去，結果被日軍打死了，他嬸嬸也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