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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甫:以法治力量推動營商環境持續優化

http://gaozhiyun.cn    中國寧波網2024-09-18 09:16:35稿源:浙江日報

  胡祥甫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浙江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營商環境的不斷優化。202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今年省兩會,“優化營商環境”再次亮相政府工作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接下來,浙江應依據民營經濟和數字經濟大省的省情,不斷提升營商環境法治化水平,為各類經營主體投資興業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良好環境,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浙江實踐

  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好不好,關鍵要看法治化程度高不高。與政策相比,法律具有確定性、穩定性、可預期性。打造最優營商環境,必須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把好的政策通過法治方式確立下來,切實保護各類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不斷增強各類經營主體的投資信心。政府應給企業提供一個長期穩定、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自主投資、自主經營、自己享受或承擔經營成果,政府無需一會兒提供“家長式”的管理,一會兒又提供“保姆式”的服務。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的民營企業家敢于創業、敢于冒險、敢于做長期投資、敢于創新。浙江省委、省政府歷來注重保護民營企業的利益,持續為民營經濟打造良好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早在2006年,浙江就出臺《浙江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2020年出臺《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2023年出臺《浙江省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條例》,2024年又出臺《浙江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

  可以說,浙江為保障民營企業發展已搭建起基礎的法律框架體系,但目前仍然存在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現實問題。為穩定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的法律預期,浙江需要協同推進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的改革,以法治化的手段在法治化的軌道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主要方向

  營商環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浙江要將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主要方向從簡化商事程序轉移至對民營企業家權益的保護上來。

  新時代十多年來,浙江先后推出“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數字化改革、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等全局性重大改革,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大大提高,民營企業到政府部門辦理商事登記、審批、許可等事務的程序越來越簡化,企業獲得感越來越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穩定預期,弘揚企業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并指出:“對一些民營企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不規范行為,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讓企業家卸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接下來,我們要通過建立一整套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保障民營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讓企業家卸下包袱。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優化法治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指導意見》,加強對民營經濟主體合法權益的保護,健全常態化冤錯案件糾正機制,依法保護民營經濟主體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違法犯罪,嚴格規范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法律程序。加強對當事人、案外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盡可能減輕追贓追繳財產等司法活動給民營企業和其他相關案外人的生產經營帶來不利影響,暢通案外人在刑事追贓追繳程序中表達訴求的渠道。要充分發揮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功能,及時制止侵害人格權的違法行為。對于故意誤導公眾、刻意吸引眼球的極端言論和行為,利用互聯網、自媒體、出版物等傳播渠道對民營企業和企業家進行詆毀、貶損和丑化等侵權行為,要予以嚴厲打擊,切實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社會輿論環境。在做好涉案企業刑事合規改革的同時,積極延伸司法職能,在民商事、行政、執行過程中引導企業守法合規經營,強化防范法律風險、商業風險意識,推進民營企業在法治軌道上健康發展。

  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重點領域

  各地戰略定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主導產業不同,優化營商環境的重點領域也需要因地制宜。接下來,浙江要結合省情,把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重點放在建立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以及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的體制機制上來。

  一是建立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浙江是數字經濟大省強省,2024年1月至4月,規上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營業收入突破萬億元,達到1.12萬億元。浙江也擁有發達的實體經濟。去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強調,把實體經濟作為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基。為打造有利于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我們要針對實際情況和市場需求,完善數字經濟監管體制。與此同時,通過數字科技成果轉化落地的法律保障與政策扶持等多種方式,推進創新型科研機構與產業開展數字技術合作,促進數字技術落地實體產業,激勵科研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從而不斷凸顯數字技術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二是健全和完善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的體制機制。浙江是專精特新“領跑”省份,截至今年一季度,浙江已累計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432家,數量居全國第三;認定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12167家、評價創新型中小企業28553家。今年6月,浙江出臺《關于進一步促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對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比重3%以上且年增長20%以上的企業,按上年度研發費用或基礎研究研發費用的一定比例給予財政獎勵。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設立省級企業研發機構,提升省級科技計劃項目參與度,在細分領域攻克更多關鍵核心技術,并進一步明確,要按照“創新型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梯度,指導各地分層篩選建立培育庫,引導企業對標提升,同時支持有條件的“小巨人”企業成長為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為打造有利于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浙江需要進一步細化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的體制機制,建立完善“法規+政策”的制度體系,建立完善“普惠+增值”的精準服務體系。

  (作者為中共浙江省委建設法治浙江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咨詢專家、浙江省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編輯: 李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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