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鵬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在我看來，發展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正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在經濟領域的重要體現，是以人文價值為基本尺度和內生動能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觀。

　　過去，經濟發展一度以量的絕對增長作為評價效率的指標。雖然有一定科學性，卻忽略了經濟活動的主體和目的是“人”，而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拒絕量化的對象。所謂以人文價值為基本尺度和內生動能，就是要看發展有沒有滿足人的需要，有沒有促進人的發展，有沒有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特別是近年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不可否認，制度紅利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就的主要原因，但也要認識到深厚悠久的文化傳統對于中國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效用。

　　首先，要辯證看待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中國古代儒家、法家等思想中確實有不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容。如“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反映了儒家在“重義輕利”主張下對不同職業社會價值的評價。而法家強調國家自上而下的絕對控制，常被用于鞏固專制統治，其“重農抑商”的主張也直接影響到經濟政策的制定。這些思想作為國家治理理念，雖然限制了民間經濟活力，卻維護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與此同時，在社會層面，也不乏貼近民生、讓利于民的思考和追求。如儒家思想從源頭上就強調“天下大同”。孔子認為，一個國家人口繁衍后就要“富之”，讓大家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南宋時期永嘉學派主張“經世致用，義利并舉”，倡導通商惠工、減輕捐稅。唐宋、明清時期民間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和開放的思想環境。

　　其次，中國民間有維護公平的文化自覺。放眼全球，中國人在創造財富方面，在絕大多數歷史時期都做得很杰出。不僅在于創造財富的總量，還包括對財富的合理分配。以家族為例，家族內部成員會相互幫扶，結伴外出經商。對孤兒寡母等弱勢群體，會給予照顧；對家境貧寒子弟，也會開設私塾。代際之間也遵循公平原則。父輩創造的財富，會考慮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子女成才后，則會自覺承擔養老的責任。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效率很高，其實對于我們現在解決家庭教育和養老問題也很有啟示意義。

　　第三，中國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道德體系。有一句話說得好：只有不看重財富的人，才能創造更多財富。許多中國民間商人把講誠信、講義氣看得比經營業務更加重要。晉商有拜關公的傳統，關公就是信義的代表。在民營經濟發展的早期，銀行貸款普遍都很難，江浙商人回到自己的村子招呼一聲，即使沒有擔保，大家也愿意把錢借給他，正是依賴于文化共識形成的一種信任和約束。當下倡導企業家精神，也鼓勵企業家在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等方面不斷提升自己，努力成為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

　　除了上述三點之外，勤勞努力、敢闖敢拼、開放包容等文化傳統，在文化與經濟共榮的地區，往往都得到較好的傳承和弘揚。

　　在今天，許多國家都更加重視文化經濟學研究，探討文化如何為經濟長期合理增長提供支撐。正因如此，我們更要重視和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經濟學的窠臼，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提供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才能進一步堅定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準確地理解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